配资查询导航网在行走中重构东坡——读《东坡在人间》

作者：沈杏培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配资查询导航网

风雅东坡，韵传千年。苏东坡在中国民众与文人心中，无疑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化符号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，曾用一连串偏正短语描述其身份：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假道学的反对派，心肠慈悲的法官，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，月下的漫步者，等等。可以说，苏东坡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文化存在，即便时过千载，依然熠熠生辉。当代作家阿来屡次在言谈笔墨间表达对苏东坡的喜爱，他甚至将唐代杜甫与宋代苏东坡视为最倾心的两位先贤。阿来自称“苏东坡迷”，从其诸多文字与自述中，可清晰窥见撰写《东坡在人间》的动因：二人同属蜀人，地缘亲近，使阿来对这位乡贤素来景仰，长期涵泳其诗文，体悟其心志。2025年，阿来步履不停，沿苏轼遇赦北归的路线，从儋州一路寻至常州，历时数月。这场跨越九百年的精神对谈，最终催生了这部传记。

《东坡在人间》阿来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该书聚焦苏轼自公元1100年6月离儋州，至1101年7月在常州辞世，这一年的生命历程。书中以大量诗文与古籍文献为据，钩沉其生活史、政治史、交游史与行迹史，并将其置于北宋宏阔的历史经纬中，重构其生命图景。

整体来看，阿来这部《东坡在人间》相较于众多苏轼传记，特色鲜明，价值独到。其特色之一，在于融汇“考古”与“考现”的学术方法，既对苏轼遇赦北上的史迹进行考古，又以当代视野实地考察，实现古今叙事的融通。

由于苏轼经历丰富、身份多样，要在一部传记里勾勒其全貌，实非易事。阿来放弃了一般传记常用的大而全的全景式人物记叙，转而采用断代传记的写作体例，对传主人生最后一年进行详尽考古。阿来将苏轼北归旅程分为“十程四阶段”，即十段旅程（十个章节），以及离开儋州、辗转两广、度大庾岭、常州终章四个阶段。这种断代考述使得叙事紧凑，内容专精。阿来曾说，林语堂的苏轼传记过于浪漫化，凸显了传主的豁达诗意，却遮蔽了其作为政治家身处时代漩涡的残酷性与精神世界的复杂性。因此，《东坡在人间》以苏轼的政治家身份及其政治生涯为轴心，串联起宦海沉浮、文人往还、生活逸事、北归行迹与精神苦乐。

该书打破了书斋式写作的窠臼，采取“在行走中”理解传主的方式，实现古今对话。在对暮年苏轼细致考掘的同时，阿来通过重走北归旧途，以文化地理学的当代勘察，体察古人心迹。书中始终内嵌着叙事者复刻苏轼北归的当代行踪与省思视角。不同于传统传记多凭案头文献推演生平的模式，阿来亲履广州、赣州、杭州、常州等十余处关键地点，驻足于苏轼曾涉足的江畔、山寺、古道与村落，对照史乘，观察山河变迁与市井烟火的赓续。他在实地行走中触摸苏轼暮年的颠沛流离，对照当下风物，还原其北归途中的困顿、自解与坚守，使冰冷的文字史料落地为可感可触的真实境遇，跳出了传统传记抽象化、概念化的解读局限。这种古今时空的重叠与对照，既呈现了苏轼的人生脉络与精神风骨，亦使其人格在今日山河间获得当代回响。

《东坡在人间》的另一特色，在于通过对苏轼北归行迹史与心灵史的双重追踪，建构起传主清正伟岸而又复杂多维的精神世界。阿来以政治家身份与政治沉浮为主脉，辅以郊游行吟、人事往还、乡愁归思等感性细节，勾勒出一个沧桑、清直、智慧、豁达而浪漫的苏轼形象。在阿来笔下，身为政治家的苏轼，关心民瘼，务实施政，痛恨苛政。在扬州、杭州任上，他自筹款项兴修水利，废止蔡京等人倡办的“万花会”；在个人命途上，历经乌台诗案、车盖亭诗案与党争冲击，坎坷流离，但他却始终心怀希冀。阿来以“直”“险”“牾”三字切入，直抵苏轼人生与历史处境的本相。“直”，指其风骨刚直、持正坦荡。面对宋廷冗官积弊，苏轼上奏取消恩科；任杭州通判时，遇灾年即上书平抑米价、备粮度荒。然而，这些合理建言多遭冷遇，反成为他人构陷的口实。其根源在于处境之“险”，即污浊时局下，反对派对其忌恨攻讦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种处境导致了行为上的“牾”：一方面欲秉直守道、利民安民，另一方面却屡遭诬陷，终至“乞郡”外放；一方面激烈反对新法，另一方面作为地方长官又不得不勉力推行；一方面难舍儒家济世理想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佛道思想消解苦厄。这两种力量长久拉扯，构成了苏轼人生的尴尬、困厄与痛苦。尤为动人的是，屡遭贬谪的苏轼，在面对政敌章惇、王安石等人遭遇相似命运时，并未落井下石，反报以同情与和解。阿来细腻描摹了苏轼临终卧病的光景：尽管与章惇政见水火不容，二人却依旧互赠药石养生之方。这份超越党争的彼此宽宥，让两位古代文人的风骨跃然纸上。这样的苏轼形象，摆脱了刻板的圣贤标签，具有温润动人的艺术力量。

尽管《宋史》称苏轼“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荦，文章之雄隽，政事之精明”，但其生前身后亦非誉满天下，王安石讥其“议论空疏，难任国事”，清代王夫之认为他“擅权纷乱”。如何超越偶像滤镜，客观厘定其政治得失，成为阿来无法回避的课题。难能可贵的是，阿来并未为尊者讳，而是直面其历史局限：论及王安石变法，他指出苏轼思想守成，对“市易法”等新政缺乏包容与远见；述其在朝经历，也不避讳其意气用事、不够谦抑之处。这种祛魅式的书写，彰显了阿来作为历史书写者的审慎与求真。

总之，相较于传统苏轼传记的浪漫化与全景式书写，该书以考古与考现相结合的独特方法，突破了书斋叙事的藩篱。作品摒弃对苏轼形象的神化与概念化，聚焦其生命末年的北归历程，考其形迹，察其心史。这种断代书写的精细视角，紧扣人生沉浮与时代处境，还原了仕途之“直”、境遇之“险”、心境之“牾”的复杂本相。通过对“人间东坡”的历史勾勒，重塑了一位悲旷共生、恩怨释然、兼具济世情怀与人性温度的苏轼形象。整体而言，该书实现了对传统苏轼书写的重构，为古典文人传记的当代写作提供了新的叙事范式与审美路径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6年08月13日 11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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